中国青年报：为国家让路

 

何肇胜坐在新家门前。付雁南摄

 

1984年，何肇胜（二排左二）一家人在水库边合影。

 

1990年，一家人在刚建成的新房前合影。

 

2010年，三代同堂的全家福。

 

晚辈们最爱坐着船去水库上玩，现在却很难再有机会了。

对于何肇胜而言，离开祖辈生活的故乡好像并不是多么悲伤的事情。两个多月前，当他又一次坐上汽车，迁离河南省淅川县丹江畔的老家时，这位75岁的老人没有流泪，甚至没有流露出一点不舍的表情——至少，在他自己的记忆里是这样的。

“这都是为了国家。”他笑着，仿佛在描述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，“哪有个人的小利益不服从国家大利益的？”

为了服从这个“大利益”，他的大半辈子都在迁徙。按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规划，从1959年开始，何肇胜先填写志愿移民去了青海，几年后，又按照组织安排返回河南老家，其后再南下湖北荆门，后又返乡。这一回，他第三次离开家乡，和镇上的几千名移民一起，搬迁到了500公里外的河南辉县市常村镇。

“有啥舍不得的，离家里也就是千把里路，不太远。”何肇胜豪气地说。

但他已经老了。时间和迁徙都在侵蚀他的生命。皱纹几乎占领了他面庞上的每一寸皮肤，腿上的伤痛也如同上涨的河水一样将他渐渐淹没。走路的时候，他拄着拐杖，步履缓慢，老式蓝布裤子的裤管看起来空荡荡的，裤脚下露出一截皮包骨头的小腿。

如今，这个瘦弱的老人平静地坐在新家的院子里，他希望这是自己最后一次搬迁，希望能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安稳地走完这辈子最后的路程——哪怕再也没有机会落叶归根。

不是支援边疆吗，怎么变成移民了

很难用什么办法抹去半个世纪的岁月，把何肇胜重新想象成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。那个时候，在丹江边祖辈传下的小木房里，他刚娶了媳妇，生下了第一个孩子，尽管早早夭折。有时候，他会搭上一艘往返于两岸的小木船，花5分钟时间摆渡到对岸，凭着自己满身的力气，给家里挑回大捆大捆的柴禾。

在他的记忆里，那时的丹江并不像现在的水库那样，有着一望无际的清澈水面。它只是汉江一条普通的支流，奔腾着从家门口流过。何家这个小伙子并没有意识到，这条河会给自己的人生增添那么多的波折。

1959年3月，何肇胜所在的下寺公社召开了一次全社大会。会上宣布，县里将选拔一批年轻人去青海省，支援西部边疆建设。

何肇胜和大部分村民都觉得这是个好机会。大跃进中，持续的大炼钢铁之后，饥荒已经初露端倪。相比之下，通知中描述的青海生活更加令人向往：去的人每个月都能吃“国家供的粮食”，还能拿工资。

当何肇胜回忆起自己当年写在志愿书上的豪言壮语时，他下意识地挺直了腰杆，嗓门也大了起来：“我志愿到边疆去建设祖国……”

年轻人并不知道，自己前往青海的真正原因不是“支援边疆”，而是为正在修建的丹江口水利工程做准备。在此之前一年，周围17个县的10万名民工通过一场“腰斩汉江”的大会战，依靠人力投掷的粘土、沙石，土法建成了一道大坝。在“大跃进”干劲冲天的气氛中，湖北省甚至提出设想，希望将丹江口水库工程提前在1959年完成，“放一颗巨大的卫星，向国庆十周年献礼”。

按照规划，工程完成后，水库的水位会上升到170米，周围几个县的村庄都将沉入水底。面对紧迫的移民任务，何肇胜所在的南阳地区领导最终想到办法，组织原本没有“支边”任务的村民们前往青海，支援边疆。

“这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情。”何肇胜说。稀疏的白发短短地贴在他的头皮上，被午后的阳光勾出一层金色的光晕。

52年前，他还是个毛头小伙子，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头，准备在一个“新天地”里大显身手。那年4月，他和老婆郭富琴因为“身体好、劳动力强、各方面条件都不错”获得批准，和500名年轻人一起，带着对“吃公粮”的憧憬，踏上了离家的路。

 这是一场漫长的迁徙。除了用作路上口粮的10斤馍干，人们不能携带任何行李。他们先徒步走了一天一夜，来到汽车站，然后坐汽车到了最靠近铁路的许昌市。在那里，年轻人们领到了对抗高原严寒的被子、棉袄，然后登上开往西部的列车。

在那之前，何肇胜从没有坐过火车，他并不知道，自己所在的那个“比自家房子还大”的车厢，其实是货车。当时，500名年轻人按性别被安排在两节车厢里，角落摆着一只马桶，上厕所需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；周围没有窗户，除了一扇门和几扇顶窗，没什么能透气的地方。

如今，这些经历只被他轻描淡写地提起。饥荒中，村里差点有人饿死，相比之下，“这些苦不算啥”。“更何况，那时候我还年轻。”老人笑道，“又不像现在年纪大了，怕死在外面。”

5天5夜之后，火车到达兰州。他们很快又换上了大卡车，在车斗里坐了两天，才到达最终目的地：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。

被安置在一间饭店暂时居住下来时，念过5年小学的何肇胜突然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：路边横幅的标语内容，写的不是“欢迎支边青年”，而是“欢迎河南移民”。

“我们不是来支援边疆吗？咋变成移民了呢？”何肇胜急了，赶忙向管理他们的负责人打听。

很久之后，他才得到回复：“河南人多，青海人少，我们要搬到这边来帮他们搞建设。”

1959年，共有来自丹江口库区的8000余名青年被确定为支边移民。前后两年的时间里，他们和1万多名家属一起，从中原腹地的故乡，迁移到了2000公里外的青藏高原上。

    不去新疆了，所有移民全部回家    

当一个人上了年纪的时候，过去的一切痛苦仿佛都变得不重要了。何肇胜的感觉尤其明显。他跟晚辈们一遍又一遍讲起自己过去搬迁的经历，可语气中却带着“为国家做贡献”的莫大骄傲。

为水库搬迁了大半辈子，老人自己并不清楚这水库的来历。1952年，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和苏联顾问布科夫一起来到汉江调研。在这次勘察中，同行的百人专家组一致认为，两岸山峦绵延的丹江流域，是建大坝、修水库不可多得的好地方。

一年后，毛泽东在探讨三峡工程时提出了另一个设想：“南方水多，北方水少，能不能借一点给北方？”在这一“南水北调”的最初构想中，丹江与汉江的交汇口，再次成为修建水库的最佳地址。

可对于何家一样祖祖辈辈生活在丹江畔的人们而言，这些消息，他们至死也无从知晓。

1958年6月，湖北省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联名向党中央、国务院报送丹江口水利工程的设计方案。水库还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义：它是新中国第一个自主设计、自主施工的大型水利工程，同时，还背负着“为三峡练兵”的使命。

按照当时的规划，水库将淹没湖北、河南的3个县，共有38.3万人需要移民。就在何肇胜和老婆移民青海的第二年，他的父母也按照组织要求，搬迁到青海循化的这座农场里。

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，何肇胜一度觉得，生活要重新展开了。因为“懂文化”，他被任命为连队文书，享受连级干部待遇，每月工资35元。他领着一同迁来的移民在农场里垦荒，并且在1961年有了自己的大女儿。

当然，他也常常会怀念起老家。最起码，家里气候好，一年能种两季庄稼，而寒冷的青海只能种一季。每当这时，他就不断安慰自己：“其实这儿和家里没什么不一样，青稞就相当于小麦，胡麻像芝麻一样可以榨油，洋芋和家里的红薯也差不多嘛！”

可移民的问题却不断显露出来。当地农场土地贫瘠，气候干燥，移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。根据当地移民局干部所作移民志中的记录，短短一年之内，约有5000名移民非正常死亡。许多人趁着晚上偷偷逃跑，最后却死在了回乡的路上。

1961年，何肇胜在农场接到了新指示：青海不适合办农场，所有移民全部迁往新疆。不过，等他们把所有东西集中起来准备出发时，省里却突然来了第二道截然相反的命令：不去新疆了，所有移民全部回家。

当时已经是连级干部的何肇胜看得出来，“这肯定是中央的命令”，但没有人给他更多解释。事实上，直到今天，对于当时家乡库区发生的那些变化，他仍然一无所知。

1958年到1961年，为了追求工程进度和工作量，干劲十足的工人们将各种原料填入大坝，其中包括石渣、软土，甚至连装沙土的竹筐都填了进去。1961年底，水利部的质量检查组发现，大坝上有17条性质严重的“基础贯穿裂缝”，而全部的裂缝加起来，一共有2463条。

1962年，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，纠正大跃进中的错误。会后第二天，作为“错误”之一的丹江口水利工程被要求暂停。青海移民随即接到命令，开始返回家乡。

3年的时间，铁路已经通到西宁了。他们徒步5天走到西宁火车站，坐火车到许昌，然后领了10元路费自己回家。等回到自己阔别3年的老家时，何肇胜清楚地记得，“刚好赶上秋天收苞谷”。

一些现实的忧虑也掺杂在回家的强烈喜悦里。何肇胜发现，家里的房子还在，可里面祖辈传下来的家具，有些已经被人搬走，另一些则被丢到了大炼钢铁的熔炉里。

大坝修好后拦下的河水，竟会淹了自己的家

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。尽管重新住上了自家的房子，种上了自家的地，可每个人的心里都没有踏实的感觉。

关于水库建设和移民的消息已经越来越明确地传开了。“大家都知道，再过两年大坝修好了，水还要淹上来，我们还要移民。”何肇胜回忆说。

一些过去的线索也因此变得清晰起来。去青海之前，河床中间一直停着一艘大船，“现在想想，才知道是清河堤，准备修水库”。而何肇胜也想起，1958年前后，自己的老父亲一直在给修大坝的民工做饭。可当时老人一直以为，修大坝只是为了发电。

“谁能想到啊，大坝修好后拦下的河水，竟会淹了自己的家。”何肇胜说。

1964年，停工两年的丹江口水利工程开始复工，何肇胜一家也再次成为库区移民。按照政府安排，因为水库的受益者主要是湖北省，所以由湖北省负责安置来自河南的移民，而何家也在这样的安排下搬迁到了湖北荆门。

如今，刚刚完成第三次搬迁的何肇胜总爱跟周围的人讲起当年搬迁的故事。那时，为了让移民工作顺利进行，县里专门抽调工作人员，组成了一个“搬家宣传队”，在每个生产队派驻两人，有思想不通的，“就给他解释解释”。

“真有人思想不通吗？”有人在一旁问。

“当然没有。”老人呵呵笑起来，“那时候的人胆子小得很，屁大点事谁敢问啊！”

1966年3月，何肇胜一家第二次踏上了移民的路途。身为生产队长，他随先头部队坐汽车提前到达，而家里的父母、老婆，还有年纪尚小的3个孩子，则与其他村民一起，先坐船再换汽车，足足晚了几天才到。

每个人都觉得，自己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他们交出了生产队的拖拉机，交出了房屋的钥匙，甚至还把公社的10头牛都运了过来。

这一回，移民们很快发现，自己已经不是上一次“吃公粮”的支边青年了。国家补贴的粮款越来越少，后来干脆直接取消。而当地分配给移民的土地，或者是长势不好的瘦田，或者干脆不蓄水，没法栽水稻。

因为粮食不够吃，移民们只能大声背诵毛主席语录相互勉励：“忙时吃干，闲时吃稀，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。”

更严重的是，在这里，移民成了不受欢迎的“侵入者”。接受移民的生产队社员曾经在何肇胜面前大声抱怨：“河南的移民是为了国家利益，可不能光让我们大队负担这些啊！”

连政府也无力协调这些矛盾了。在他们移民3个月后，“文革”爆发，负责丹江口移民工作的长江委员会主任林一山被打倒，政府工作几近瘫痪。1967年，为了争夺水源，河南移民甚至和当地的村民发生了暴力冲突。

“对方喝醉了酒，拿枪指着他（移民）的头。然后……就开枪了。”当何肇胜说起这些往事时，呼吸急促了起来。他停下来狠命咳嗽了一阵，然后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干瘪的脸涨得通红。

那段时日，他自己的生活也陷入困顿。家里孩子多，加上年迈的父母，却只有夫妻俩两个劳动力，每天白天黑夜地干活也完不成工分，哪个生产队都不爱要他。几年下来，何肇胜发现自己不但没有积蓄，反而欠了生产队好些钱。

“实在过不下去了，我当时只想回家。”何肇胜说。他脸上原先那种骄傲的表情已经不见了，一种茫然的神色逐渐占据了老人的脸庞，很久都没有褪去。

这是何家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

严格说起来，这个时候，何肇胜已经没有“家”可以回了。在1973年丹江口水库蓄水之后，他祖辈生活的老房子已经被淹在水底。

可他还是想回去。尽管他知道，回到老家，肯定还要受好多罪。“受罪也要回去，至少我不用再欠生产队的钱了。”

在他之前，很多同村的移民早就背着被子，趁着天黑直接跑回了家。可何肇胜却想得更多。1974年，他给自己办了个假证明，在生产队办好了户口迁移的手续，才和全家老小一起，坐着汽车来到荆门，又换火车、轮船，一路奔波之后回到自己面目全非的家乡。

他认不出来这里了。住过的房子、锄过的田地、石桥、街道，还有村口标志性的“下寺”，里面漂亮的灰砖房、转角楼，所有记忆里的东西都不见了，眼前只有一片漫无边际的水面，覆盖着自己对故乡全部的印象。

可并没有太多时间用来伤感。全家人在山坡上露宿了一晚，第二天一早，何肇胜就找到当年没搬走的的亲戚，借来工具搭起了一座简单的小草棚。后来，他又想办法找来些木板，夹着泥土做成简易的屋墙，10口人这才重新有了一个自己的“家”。

土地是最严重的问题。原来的田地早已被埋在水底，对于这些偷偷跑回来的移民，县委书记在他们的反复要求下最终拍板：可以留下来，但每个人只能在山坡的荒地上开1亩地。

于是，那些远迁外地的移民重新聚在了这面名叫乔家沟的山坡上。解放前的何家庄、解放后的下寺公社都已经不见了，“沿江村”成了他们新家园的名字。

何肇胜的孩子们并不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回到这里。他们对“故乡”几乎全无概念，只知道“在荆门吃大饼，回来只能吃红薯干”。山坡上的田地种不了麦子，只能种玉米、花生，还有大片大片的红薯。每年收成后晒出的1000多斤红薯干，就是这一家人第二年最重要的口粮。

如今，回忆起那几年，何肇胜发现自己几乎每顿饭都在吃红薯：蒸红薯、烤红薯、红薯汤，偶尔有些白面，也要把红薯粉掺进去，做成灰扑扑的红薯馒头。

“吃伤了，现在一看红薯就想吐！”他说。

可面对孩子们的抱怨，他总会耐心的告诉他们，这里是“何家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”。“而且，红薯有什么不好？”何肇胜提高了嗓门，“南瓜、红薯、龙须草，这是我们淅川的三大宝呢！”

日子就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慢慢过着。一开始，何肇胜在山上摘野果、抓蝎子蜈蚣，送到城里卖了，凑出孩子们的学费钱。慢慢的，他又把目光放到丹江水库，在水里支了一张小小的网，办起了水产养殖。

这片影响他整个人生的水库总算给他带来了些好处。到了上世纪80年代，何家添置了捕鱼船，加上养鸡、养猪，生活不那么拮据了。1990年，何肇胜花了1万多元，把家里的草棚子重盖成了一排七间的红砖房，因为“盖了房子，才有人来给儿子说亲事”。

3个儿子、3个姑娘先后结了婚。何肇胜的父母、妻子相继去世，他和儿子、儿媳住在同一个院子里，做点农活，带带孙子。生活平静流淌，如同家门口平静的丹江水面。

国家需要你搬，你小利益能不服从大利益

然而何肇胜始终清楚，自己的生活并不会这样一直平静下去。当时的水库只有蓄洪发电的功能，要想实现南水北调，水库的大坝还要继续加高，水位也还要继续提升。过去的十几年，村里关于水库移民的传言从来就没有停止过。

 1993年，何肇胜看着一群陌生人在水库边调查了半天，他知道，自己可能又要搬家了。果然，过了几年，正式的消息下来，第三次搬迁的目的地，是河南省北部新乡地区的辉县市。何肇胜回忆，自己听到消息的时候神色平静，仿佛只是听到了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。

“我对搬迁可没什么顾虑。”他说，“你舍不得可不行，就是金坑银坑，国家需要你搬，你的小利益能不服从大利益？”

这一回，搬迁不再像前两次那样“突然袭击”了。全家人足足在等待中生活了十几年，因为担心补偿政策无法执行，何肇胜没再翻修房屋，也没添置家具，每一天都凑合着得过且过。

他已经是七旬老翁了。衰老像水库上涨的水位一样明显：他耳朵背了，讲话要大声喊才能听清；气管炎好像越来越严重，没说几句话就会抖心抖肺地咳嗽起来。前几年，他又在屋后的山坡上不小心摔断了腿，平常总时不时“钻心地疼”。

“我老了，可能撑不到搬家的时候了。”2008年，在接受采访时，他曾经这样说道。

可他最终还是等到了这一天。今年6月，当收拾行李准备搬家的时候，他不断劝说家里的人，卖掉院子里的树、水库里的鱼，还有捕鱼船和三轮车，“响应国家号召，轻装搬家”。

“简直搬家已经搬出经验来了。”儿媳半开玩笑地说。

这位75岁的老人几乎没有表露出什么“故土难离”的情感。听说身体不好的人可以坐着救护车提前5天搬家，他立刻报了名收拾好东西。可临走的时候，医生一检查，又建议他休养几天再走。“被打击积极性”的老人因此在家里发起了脾气，“像个小孩一样”。

儿子和儿媳总打趣他觉悟高，“比党员还党员”。何肇胜自己也时常说起，在青海当干部的时候没有入党，是“一辈子的遗憾”。

6月24日，搬家出发前两天，听说有领导来视察，老爷子又早早来到了沿江村村头的广场上。“我耳朵不好，怕离得远了听不清楚。”他说，“提前来能占个前排的好位置。”

几个小时后，河南省副省长刘满仓来到现场。登上主席台之前，他见到了站在台下的何肇胜。

“你搬家情愿不情愿？满意不满意？”刘满仓问。

“满意！我上过青海，下过荆门，还是这次搬迁的政策最到位，宣传最透彻。”何肇胜说。

他还记得，在青海的时候，自己一家5口人只能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木板房里；在荆门，原定的建房标准没有执行，他们住的“统建房”仍然是土墙、木门，阴暗寒冷。这一回搬迁，总算不一样了，儿子在安置标准的基础上又添了些钱，买下了一栋170平方米的大房子。

“我还没看到这次的房子，但我儿子看到了，他很满意。”何肇胜有点激动地补充道，“感谢共产党！”

刘满仓听得连连鼓掌。在随后的正式讲话中，这位副省长还专门停下来，向台下这位一辈子都在搬迁的老人表示感谢。

只要对国家利益大，再让我搬家，我也会继续搬的

在辉县常村镇的“常春社区”，何肇胜的生活重归平静。移民土地还没有拿到，儿子儿媳抓紧时间在十几公里外的工厂里找了份工作，孙子孙女们也在新的学校里上学了。大部分时间，老人只是一个人坐在家里看电视，或者拖着自己带伤的腿，在社区里和邻居们聊聊天，讲讲过去的故事。

他的故事比水库更加久远。按照族谱的记载，何家先人从清朝雍正年间来到淅川丹江河畔，随后在这里繁衍了200余年。不过，荆门那次移民之后，整个大家族的人被拆到了不同的生产队，从此分崩离析。而这一回的移民之后，何肇胜一家也被分隔得越来越远了。3个女儿或者住在海拔高的地方，或者住在县城，都没有选择搬迁，只有留在家里的两个儿子和他一起搬了过来。

“年轻人，四处跑跑也好，反正现在交通也方便。”何肇胜说着，仿佛在安慰自己。

儿子儿媳倒是很怀念住了30多年的老家：那里有山有水，站在山上望出去，心情就特别好。刚搬来辉县市的时候，他们怎么都不习惯，总觉得到处都是灰，天空也是灰蒙蒙的，看不远，让人“心里着急”。

晚辈们总想带来些“家里的味道”。他们试着从老家门口移来一棵樟树，可最后没能养活。他们还带来了些老家特产的柏木，准备将来用作老人的寿木。因为何肇胜常说，搬来辉县市之后，自己总算能一劳永逸，在这里安稳下来了。

他们更想带来的是家里的水。儿媳妇总念叨，老家的水清凉凉、甜丝丝，从水龙头接出来就能喝，不像这里的水，怎么喝都觉得“辣嗓子”。可想归想，大家谁都不知道，自己还有没有喝上家乡水的机会。

就在他们新家不远处，一条刚刚挖好的河道从公路下方穿过。按照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规划，那条改变了何肇胜一家人命运的丹江水，即将从水库中淌出，沿着河道一路北上，最终流到天津、北京。

“我们不指望北京人吃水的时候感谢我们。”何肇胜说，“只要对国家利益大，再让我搬家，我也会继续搬的。”

斩钉截铁地讲完这些，他颤颤巍巍地撑住拐杖，试了好几次，才勉强从小板凳上站了起来。52年前那个曾经满怀豪情奔赴边疆的年轻人，如今已几乎连路都走不动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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